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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近代浮标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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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航标历史悠长，早在4000多年前，伴随水上交通活动的兴起，出现了航标的雏形。在目前的航标历史和文物中，主要划分为古代航标和近代航标，古代航标以自然航标和塔寺航标为主要代表。而近代航标则以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开港通商需要，按照国际先进规则和技术建立起来的各类航标。近代航标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与国际接轨第一次同步的标志。浮标作为近代航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类博物馆和现存文物中，遗留尚缺，这主要是因为浮标作为水中可移动物体，其保留和保存都比灯塔航标困难得多，故我国航标史中，有关浮标的记载较少，能考证的文物更加无从查找。 1.发现和释疑笔者作为一个文物收藏爱好者，在多年的收藏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收藏经验和朋友圈。在2015年4月的一次逛广州市文物总店过程中，一件山水人物广彩盘映入笔者眼帘，引起了笔者的关注。（1）从文物收藏的角度看，首先要介绍一下广彩。广彩是广州地区釉上彩瓷艺术的简称，亦称“广东彩”、“广州织金彩瓷”。指广州烧制的织金彩瓷及其采用的低温釉上彩装饰技法，在各种白瓷器皿上彩绘而烧制而成的汉族传统工艺品，在乾隆年间逐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广彩瓷器的出现和发展是和广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外贸易有关。广彩到了清代后期的道光至光绪时期可说已达到了繁盛阶段。它既吸收了传统的工艺，亦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完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特点是绚彩华丽、金碧辉煌、热烈清新、构图丰满、繁而不乱，犹如万缕金丝白玉的“织金彩瓷”。自民国后，广彩制作进入低谷，作坊四散，工匠改行，市场以仿古瓷为流行，广彩的工艺进入衰落，直至新中国成立，广彩重新进入繁荣期。（2）当笔者看到这件山水广彩盘时，从瓷器鉴定和流传有序的角度，该盘时间属于清末无疑。但由于笔者工作的原因，心中的差异和疑团立即升起，这是因为首先映入眼帘的山水人物是晚清广州沙面及对开白鹅潭水域，在这其中，竟然有三座浮标物体？！这三座浮标以左红右绿规矩布置，其形制与规则几乎与现代浮标无异？！笔者疑惑中，再次对该盘的形制、胎土和痕迹进行鉴定和辨别，均为晚清老作，然而就这三座浮标不能解释。在古玩收藏界中有一收藏规则：一件藏品，只要有一个方面存疑，在未得解释前，这件藏品就不能算真。但是这件藏品出现的地方又是一个流传有序的广州市文物总店，这真是让收藏爱好者兼航保从业人的笔者思量了好久。最后，笔者请教了广州市文物总店高级研究员张卫星老师。对于这件藏品，张老师解释道：①这件藏品从釉、胎、工和金色来看，是晚清作品无疑。②这件藏品从山水人物看，是晚清沙面及白鹅潭景色无疑。③这件藏品有当时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屋顶为远景，而该教堂的建设期为1864-1888年，故时间上限定位1864-1888年为宜。④由于民国元年（即1911年）后，广彩风格和产地都开始有了重大变化，故该藏品时间下限定为1900-1911年为宜。⑧该藏品的主要价值除晚清广彩风格外，最主要的是地区情景的载体，即作为当时作者对所见所闻的一种历史记录，这类藏品通常没有重复和再生，是不可多得的一件藏品。而对于笔者所提及的航标问题，张老师谦虚地说，这个已经超出其专业范畴，也希望笔者能对此疑问做进一步研究。最后，笔者带着老师的寄托和心中的疑惑，在广州市文物总店购得这件藏品。（3）笔者通过查找翻阅网络及有关文章，均认为中国近代航标起步较晚，且所得图录均为灯塔记录，无浮标实录记载。笔者通过工作关系，查找专业书籍，终于在晚清海关记录和海外书刊中查到有关文献记录。在《中国沿海灯塔志》（海关副税师班思德著）查到记载“夷考中国灯塔之设置，始于有清同治初叶，而以赫前总税务司为其首创元勋，…乃倡议採仿欧西新法，于沿海各处，建设灯塔浮标，以为便利航行…”这里第一次提及了“浮标”二字，书中亦有“木兰头灯浮”等文字记录，可惜的是，翻阅全书图录，九成以上均为灯塔图片，仅有 “铜沙灯船图”、“大沽灯船图”、“牛庄灯船图”等几副灯船图片外，均无浮标的图文记录资料。（4）笔者在查阅国内资料的同时，也涉足国外对航标发展和文物的记载书籍。根据《A History of Floating Aids to Navigation》一书专门记载了水上浮标的发展历史，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图文资料。笔者惊讶地发现，早在1860年代，为船舶进港航道导航使用的浮标雏形已成，并通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于1890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浮标规则，清楚说明了各种浮标的外形外貌和颜色，而浮标的发光燃料也从最初的牛油发展的煤油。笔者惊喜地发现，在一副1900年之前诞生的浮标标准图中，笔者手中的山水人物广彩盘中的浮标图形愕然其中。（5）笔者根据山水人物盘的其他图像信息，继续寻找其他相关印证资料和历史佐证。首先是沙面的历史，沙面位于广州白鹅潭水域北岸，面积0.3平方公里，在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国国内对外通商要津和游览地。鸦片战争后，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沦为英法租界。沙面南岸建有“绿瓦亭”和炮台，曾作为对外口岸候船和海事监管之用。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坐落在沙面北岸，于1863年奠基，历时25年于1888年建成，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双尖塔外形。根据冯先铭等人主编的《中国陶瓷史》记载，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于1786年（乾隆三十四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的描述“在一间厂里面，约二百人忙碌地在瓷器上描绘图案...”上述资料和记载对该山水人物广彩盘的图案分别进行了印证，对其生产地和描绘景象也是十分肯定的证明。 2.思考和意义（1）综合上述相关知识和历史记载资料，可以断定，该山水人物广州盘的纹饰所描绘的确实是白鹅潭及沙面景色，其中的沙面建设尚处于建设初期，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屋顶已经显现，而作为租界口岸开放和船舶安全靠离使用的近代浮标已经抛设航道两侧，所表达的是鸦片战争后西洋文化和技术开始西学东渐的人文景色。（2）根据国内的诸多论著观点，中国近代航标起步较晚，发展的作用基本归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件资料的匮乏，均认为之前的航标仅局限于沿海灯塔和少量的水上灯船，而水上浮标的发展起步应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根据本文笔者的努力寻找答案，可以确认，中国近代航标发展起步于晚清同治时期，而水上浮标等具有近代航标历史标志性技术亦于同期传入中国，而当时投放在中国水域的航道浮标其技术和规制均与世界同步。通过此次发现，不但可以推翻“中国近代航标起步较晚”的论述，而且还可以做出“中国近代航标发展起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论断，这对当前我们开展“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历史基石和文化元素。（3）从此次发现中国近代浮标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和查阅资料，发现世界航标的发展历史也近150余年，而浮标历史也不过如此。但纵观这百年浮标的发展，仅从发光光源从油灯发展到电灯，灯泡发展到LED而已，其根本作用和核心技术均百年不得突破。就笔者自身作为中国航保从业人员之一，在国家推行“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政策鼓励下，希望有人能从此文章中得到启发，研发未来航标发展新物，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也是本文的最大裨益之处了。 3.结束语在文章结束之际，笔者有感有趣之事与读者分享。目前主管南海航标业务的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机关所在地恰好位于白鹅潭南岸，这里曾经是近代的港口之地，有“波楼”、“水塔”等近代航海文物建筑居于附近。而通过本文寻觅，再之前的这个地方曾经是广州广彩加工工场聚集地，这件山水人物广彩盘的诞生地想必在此。每当笔者身居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机关大楼，俯视白鹅潭，远眺对岸的沙面，寻觅早已淹没在高楼中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回忆在改革开放初期拆除的沙面“绿瓦亭”’一种与百年之前广彩盘工匠隔空交流的感觉悠然而生，或许当年的工匠没想到笔下的浮标成为了当今对当年浮标历史唯一的佐证实物，兴许他也不懂得为什么洋人要在此抛设左红右绿的“水上怪物”，但他所矗立的位置，如今恰好有后继者成为了对这片水域浮标的管理者，这就是收藏的魅力，这就是发现中国近代浮标之旅。